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 295册 哈佛燕京藏本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 PDF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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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信息】
■文件名: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 295册
■编号：B202191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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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提起《十三经注疏》，文化界均知，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13部儒家经典，以独特的方式记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包含思想、学术、典章制度、道德伦理、天道人道等方面。而《十三经注疏》，则是对13部经典的注解和对注解的解释。
一、经书流传与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介绍
儒家经书典籍自产生之初至唐宋时期，历经长时间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扩充，经书文本也在正文的基础上渐渐衍生出注文、疏文以及释音。南宋初年，随着雕版印刷术技术成熟，发展迅猛，儒家经书文本逐渐规范统一，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地位确立，经书文本出现了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等多种样式。南宋高宗绍兴时期，出现了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注疏合刻本，但不附释文。南宋中期开始，福建建阳地区便在过去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的基础上，兴起了新的合刻本形式，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今存有《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监本附音春秋榖梁注疏》三种。此种经书文本将经、注、疏、释文汇聚一体，相互配合，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学习理解，一经出现，便广受欢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遂成为宋以后经书注疏版本的主流[1]P1-6。
元泰定前后，曾以宋代这种附有释文的注疏本为底本，再加翻刻。后元代翻刻书板传至明代，亦递经修补印刷，后世颇有流传，影响较广。此种经书文本行款为半叶十行，清阮元便呼之为“十行本”，世人多因袭其称“十行本”，亦称之“正德本”。
明嘉靖时，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曾校勘正德十行本，并参考其他诸本加以补正，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后人称“闽本”、“李元阳本”或“嘉靖本”。此本依据汪文盛本将《仪礼注疏》刻入[2]，为《十三经注疏》首次全部汇刻的注疏合刻本。
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北京国子监奉勑刊行《十三经注疏》，后世称“监本”或“北监本”，又称“万历本”。此本以闽本为主，参考补订以八行本与十行本，可称善本。日本学者关口顺先生于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提到：
监本又称万历本。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在北京国子监刊行（重校监本）。版式：半叶九行：注，小字空左偏右；释文、疏，小字双行。据说，此本被认为是以闽本为主，另参酌八行本和十行本来补订的善本。只是，国内传入的版本很少，现存的版本大多是明末重修的重修监本（与重校监本的差异难以辨别。重修监本的标志在于将卷首所录重校者的衔名改为双行小字，从而产生的空白部分以重修者的衔名填入，不仅如此，将“重校”的“校”字改为“较”）。重修本虽然误字甚多，但是不少学人将之放在校对资料之列[3]。
北监本传入清朝后，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旨重校修，于卷首改刻官衔，加入重校修者官名，并除去了版心年号，只在每卷卷首改刻上“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样而刊行[4]。北监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台湾）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现在最易看到的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其电子扫描版本可从网络获得。
从网上公布的图片资料来看，此日本藏本《十三经注疏》共119册，其中《周易注疏》5册9卷，《尚书注疏》8册20卷，《毛诗注疏》16册20卷，《周礼注疏》14册36卷，《仪礼注疏》10册17卷，《礼记注疏》20册63卷，《春秋左传注疏》20册60卷，《春秋公羊传注疏》8册28卷，《春秋榖梁传注疏》5册20卷，《论语注疏》4册20卷，《孝经注疏》1册1卷，《尔雅注疏》3册11卷，《孟子注疏》5册14卷。
以其中《礼记注疏》为例探讨其版式，可以发现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版式为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上刻“万历十六年刊”。每卷卷首刊刻“礼记注疏卷第某汉郑氏注唐孔颖达疏”，以及校对者职衔与姓名，如第一册第一卷刻“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田一儁，承直郎司业臣王祖嫡等奉勑重校刊”。末卷终了，墨笔题写“礼记注疏全部涂朱墨点了，若正义亦一见之，往往丹铅抹过了。夕颜巷道春法笔。”另有墨笔不同笔迹“礼记注疏全部以上杉安房守宪实所寄进足利学校古唐本侍家君对读一校终篇。承应三年（1654）甲午十月十七日。”“自甲午之秋讲《礼记》至己亥八月十八日終篇，注疏一览了。万治二年己亥八月十八日。向阳子四十二岁。”除此外，经书每卷天头、地脚处间有墨笔或朱笔校语，经书文本中亦多用朱笔句读，修改讹误、重文等。
北监本为首次官刻整套《十三经注疏》[5]，奉勑刊刻于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上承十行本、闽本，下启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殿本，为《十三经注疏》版本体系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北监本《十三经注疏》进行研究，不仅会丰富目前对北监本问题的探讨，更有助于理清经书刊刻的源流。
从整理古籍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古籍整理时，底本选择尤为重要，须在众多版本中，善中选善，优中择优。清代校经集大成之作，非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莫属，而阮元校勘群经，所用的十行本虽为目前能看到最早的本子，但已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十三经注疏》较差的版本，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底本，则是目前校勘《十三经注疏》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承袭于闽本，为北京国子监奉勑重校，对于十行本以及闽本多有补订，不失为较好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版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重校监本，其中讹误等较少，参考价值较高。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可搞清楚北监本与其他刻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讨论其版本价值，解决《十三经注疏》的一些版本问题，这对于整理古代典籍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来看，北监本《春秋榖梁传注疏》末卷尾，有墨笔题“榖梁全部为训点讫。宽永四年初冬十二日之夕罗山道春记”二十四字，为各经识语所记年份中最早的。日本天皇宽永四年乃公元一六二七年，而监本《十三经注疏》刊刻于万历十四年（1586）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其中《孝经注疏》之刊刻在万历十四年。由此可知，自《十三经注疏》刊刻成书至日本国道春训点《孝经注疏》，相隔仅三十五年，可以断定此书由明朝传至日本肯定不超过三十五年，此本应为初刻本，极其珍贵。
二、国内外关于监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十三经注疏》版本较多，虽然相关研究繁多，然而更多的是对阮刻本《校勘记》及《十三经注疏》版本流传问题的讨论，如长泽规矩也《<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关口顺先生《<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杜泽逊先生的《万历北监本<尚书注疏君奭>书后》等，均属此类。目前国内外对万历北监本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现将相关研究状况梳理如下：
顾炎武于《日知录》“监本二十一史”条目下批评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指责北监本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亡于监刻矣”。《四库全书总目》引用其评价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一段话：
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革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亡于监刻矣。[6]P159
段话几乎给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定下了证据确凿的差评。
杜泽逊先生在其《“秦火未亡，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中，对顾炎武的观点予以反驳。杜先生指出北监本这几段脱文，由来已久，并不是自北监本始。校勘之学，发现异同只是第一步而已，根本目的是判定是非。而是非根据来源，可以通过训诂考证或者版本流变来回答，不能一言而论。“古本固然宝贵，今本也不可轻视”。他认为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质量总体上要高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和毛晋汲古阁本[7]。
王亚勇先生曾对我国五代、宋、明之国子监刊印书籍进行过研究，明代国子监有南、北之分，南监书板多继承宋元遗留旧版加以修补，而北监成立较晚，所刻书籍常见的为十三经、二十一史等正经正史。王先生经过考察，指出明代监本由国家出钱出力校勘雕印，一般来说属官刻本中的上乘，具有较高版本意义[8]。
关于万历北监本的版本特点与价值，目前学人讨论不多。同时，对北监本之流传、阮刻本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差异等方面，目前涉及较少。因此，以上几个方面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经道春校点，记载有校点时间的共十部。其中《春秋榖梁传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寬永四年初冬十二日之夕”，《孝经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四岁丁卯十月十三日”，《春秋左传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四年丁卯十一月廿七夕”，《仪礼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四年丁卯季冬十七日”，《尔雅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丁卯十二月廿三日”，宽永四年丁卯年为公元一六二七年。《诗经注疏》末标识时间为“承应三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尚书注疏》末标识时间为“甲午季春中旬”，《春秋公羊传注疏》卷末标识时间为“承应三年甲午五月七日”，《礼记注疏》末标识时间“承应三年甲午十月十七日”，承应三年甲午年为公元一六五四年。《孟子注疏》末标识时间为“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乙未年为公元一六五五年。可见《春秋榖梁传注疏》为道春子最早校点完成。
